1992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首次明确设立骗取出口退税罪。该规定指出,企事业单位假报出口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处骗取税款5倍以下罚金,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他单位或个人骗取退…
骗取出口退税罪的立法沿革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关键阶段:
1979年《刑法》时期
1979年《刑法》未明确规定骗取出口退税罪,司法实践中一般将骗取出口退税行为视为偷税行为。1989年9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经贸部、海关总署联合发文(国税【流字】第390号),规定出口企业通过欺骗手段多退税款的,视同偷税处理。
1992年《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
1992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首次明确设立骗取出口退税罪。该规定指出,企事业单位假报出口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处骗取税款5倍以下罚金,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他单位或个人骗取退税款的,按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1997年《刑法》修订
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二百零四条对骗取出口退税罪进行了重大完善,明确以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同时,对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骗取所缴税款的行为,规定了与逃税罪相关的处罚规则。
2002年司法解释
2002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假报出口”“其他欺骗手段”“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概念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具体的认定标准和量刑情节,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详细的指引。
2024年司法解释
2024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细化了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认定标准,明确“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的具体情形,如虚开发票、循环进出口、虚报产品功能等,并调整了数额标准和情节认定规则,强化了对新型骗税手段的打击力度,同时引入“数额+情节”的综合量刑模式。
这一立法沿革反映了我国对骗取出口退税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从最初的简单规定逐步发展为精细化、系统化的法律规范,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税收征管的实际需求。
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不含固定资产)、服务,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和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的,应当按照销售额或者收入占比逐期计算当期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并于次年1月的纳税申报期内进行全年汇总清算。
大型跨国企业通过各种名目复杂的跨境关联交易,将利润转移至不具备充分经济实质和合理商业目的的低税地司法管辖区实体,从而将全球税负控制在极低水平,严重侵害市场国税收利益,严重扰乱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不满。
骗取出口退税罪的立法沿革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关键阶段:
1979年《刑法》时期
1979年《刑法》未明确规定骗取出口退税罪,司法实践中一般将骗取出口退税行为视为偷税行为。1989年9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经贸部、海关总署联合发文(国税【流字】第390号),规定出口企业通过欺骗手段多退税款的,视同偷税处理。
1992年《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
1992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首次明确设立骗取出口退税罪。该规定指出,企事业单位假报出口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处骗取税款5倍以下罚金,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他单位或个人骗取退税款的,按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1997年《刑法》修订
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二百零四条对骗取出口退税罪进行了重大完善,明确以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同时,对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骗取所缴税款的行为,规定了与逃税罪相关的处罚规则。
2002年司法解释
2002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假报出口”“其他欺骗手段”“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概念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具体的认定标准和量刑情节,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详细的指引。
2024年司法解释
2024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细化了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认定标准,明确“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的具体情形,如虚开发票、循环进出口、虚报产品功能等,并调整了数额标准和情节认定规则,强化了对新型骗税手段的打击力度,同时引入“数额+情节”的综合量刑模式。
这一立法沿革反映了我国对骗取出口退税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从最初的简单规定逐步发展为精细化、系统化的法律规范,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税收征管的实际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