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将“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作为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措施进行部署，提出“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将“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作为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措施进行部署，提出“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推动非税收入管理的科学化，是解决当前地方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也是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应有之义。
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国有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等取得的各项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收益、彩票公益金收入等多种形式。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税收入与税收一样，具有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公共产品、调节经济运行等方面作用。
与税收相比，非税收入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获取依据更为复杂。与征税时凭借政府行政权力不同，政府获取非税收入的依据来源于三种：政府行政权、财产所有权和政府信誉。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和主管部门集中收入是利用行政权力征收的，具有强制性；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收益、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利用国家资源和国有资产所有权取得，体现了国家作为所有者或出资人的权益；彩票公益金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则依托于政府信誉募集，体现自愿原则。
二是目标对象更为具体。税收与非税收入都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取得的财政收入。税收主要满足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的需要，是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非税收入主要满足政府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的需要，具有分散性、专项性特点，是税收的必要补充。
三是收入在层级较低的政府中占比更大。与中央政府主要提供纯公共物品不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涉及居民的日常生活，存在特定受益者，多属于准公共物品范畴，采取收费等非税收入方式更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是资金去向更为确定。非税收入遵循受益公平、成本补偿原则，缴费与享受公共服务具有较强关联度，非税收入通常用于弥补政府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的成本支出，实行专款专用。
从历史沿革来看，我国非税收入的变革与财税制度的演变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非税收入以国有企业收入为主，与税收收入规模大体相当，财政体制上“统收统支”管理，非税收入的征收与管理均较规范。改革开放后至分税制改革之前，对国有企业的两步“利改税”改革使原有利润上缴形式被企业所得税和其他税收代替，与此同时，我国逐步打破“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在多数地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改革，地方政府汲取预算外收入的空间不断扩大，导致大量非税收入产生。分税制改革到现在，财权向中央集中而事权并未上收，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较大财政压力，汲取预算外收入成为应对压力的重要手段，并且随着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包干时期非税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入”脱离预算外收入范围，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以及土地出让收入成为非税收入主要来源。
当前，仍需从多方面努力规范非税收入管理。
一是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作为税收收入的必要补充应长期存在，也有必要保留适当的政府性基金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但有一些地区和部门仍存在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随着公共财政制度不断完善，应当取消违规设立的收费基金，结合税制改革取消相关领域收费基金，将部分收费转为经营性收费并依法征税，同时对保留的收费基金进行规范化管理。
二是规范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管理。对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实施分类规范管理。抓紧修订罚没收入管理办法，完善捐赠收入管理政策，界定以政府名义接受捐赠收入的范围，并明确其收支管理政策；规范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管理，统一上缴国库，支出纳入部门预算统筹安排。
三是推动非税收入的法治化和监督问责机制建设。推动各地加强非税收入地方性法规制度建设，建立多层次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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