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近日，国家加力推出一揽子包括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量政策。如何理解有效需求与消费的关系？怎样评价促消费的财税政策效果？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需要什么样的增量财税政策？带着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财税专家。
有效需求不足不意味着消费不行
在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挑战中，“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各方讨论的重点，这是否真如某些观点所言“中国消费率奇低”“中国人消费力骤降”？
“有效需求不足是相对于供给的规模和结构与需求状况对称性不充分而言，并不意味着消费需求没有扩张潜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说。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一些人作出“我国这一比例低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尤其是居民消费支出比重明显偏低”的判断，对此白景明认为，对比其他人均生产总值1万美元左右的国家，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6%，已经算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应看到，我国的消费增长是以物价水平稳定以及某些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带动销售量剧增为支撑的，这实际上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支撑力强。
“我国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和巨大消费市场潜力，有效需求还有扩张空间，国内消费依然有增长空间。”白景明说。
消费和投资是国内需求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是否意味着投资不再重要？白景明认为，不能将消费和投资二者对立，二者是相互支撑的。投资不仅拉动就业，更会扩大有效供给，稳住消费品价格，从而实现消费增长，消费反过来也会诱导投资，消费和投资需要保持相对合理的比例。我国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势态，主要原因就在于投资和消费轮动增长。
储蓄率与消费率，是经济运行的两个重要指标。一直以来，都有观点称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其可能对消费产生什么影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莉分析认为，一国不宜保持长期的高储蓄率。由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支撑的高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一旦经济增长不能实现软着陆，就可能发生严重的失业和公平问题；低消费率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不利于提升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相比于储蓄和投资，消费水平提升更有利于公众生活水平提升。针对我国当前储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已持续较长时间的情况，需要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居民消费。
专家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反映出我国消费市场面临的一些问题。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石绍宾认为，其中既有居民个人就业、收入、预期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等方面的因素，还受到宏观经济、物价水平、国民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影响。“目前，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恐怕还是预期和收入因素，受宏观经济形势和资产类价格调整的影响，居民消费信心明显不足。”石绍宾说。
“居民消费需求不振，可以从‘没钱可以花’‘有钱不敢花’两方面找原因。”杜莉分析，国民收入的分配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重要问题。应关注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中居民、企业、政府三部门的占比情况，尤其是“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与国民收入之比”和“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影响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的主要因素有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股市房市景气情况等；影响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从“有钱不敢花”来看，居民对未来经济运行的预期越稳定，当期的消费意愿越高。“数据分析显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对提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都很重要。”杜莉说。
财政补贴的效果或好于税收优惠
近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消费的财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两类，专家对政策效果如何评价？
杜莉研究发现，从影响的人群考量，与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相比，发放消费券、消费品以旧换新等财政补贴政策的效果更好。这是因为，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同，其消费倾向会存在差异。一般来说，收入越低，消费倾向越高；收入越高，储蓄或投资倾向越高。目前，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在全社会占比并不高，相比之下，发放消费券、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覆盖面更大，特别是能覆盖更多中低收入群体，因此政策效果更好。
白景明分析认为，消费品以旧换新起到了很好效果。一方面，距离2009年大规模家电下乡已有十多年，时下正是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大规模更新换代的周期节点，这一政策出台恰逢其时，符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动规律。另一方面，耐用消费品是居民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带动效应强，有利于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稳定企业生产和投资预期。
发放消费券，是常见的刺激消费的短期措施，其实施效果到底怎么样？专家们见仁见智。
白景明说，发放消费券乘数效应不高，不宜扩大规模，因为消费券更多用在日用消费品上，而乘数效应高的是增加耐用消费品和旅游支出。此外，我国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相对稳定，恩格尔系数水平保持合理水平，因而日用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弹性没有多大的变动空间。
石绍宾说，短期来看，发放消费券、消费品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可以起到直接拉动消费的目的，但要加强对消费券的监督管理，确保精准发力，同时防止供给方临时提价等问题，避免出现发放消费券或补贴后实惠不大的局面。
政策既要研究增量也要用好存量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财税政策怎么加力，如何增量？
“财税政策可以从供给和收入两方面，助力形成促进消费的良好制度空间。”白景明说，从供给看，一是继续落实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二是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新型工业化，将更多资金投向与消费升级有关的技术改造项目，如物流仓储设施改造、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将更多资金投向蕴藏消费潜力，有条件实现消费扩张的地区，尤其要优化中西部地区的消费环境。从收入看，一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稳住弱势群体的消费，如逐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二是优化税费支持政策，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空间。因为前期的优惠力度已经很大，所以当前应运用好已有税费政策，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另外，白景明提醒，要稳住消费品价格，不能通过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来拉动经济增长。
“应努力朝着对劳动者更友好的方向开展税制改革。”杜莉说，提高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的占比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关键举措之一。在这方面，税收政策的影响值得研究和关注。她进一步举例，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主体税种，根据增值税制度设计原理，企业购进机器设备的支出可以享受进项税额抵扣，雇佣员工发生的成本则不能享受抵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可能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更倾向用机器替代人，这不利于提高劳动者报酬，需要考虑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抵消这种影响。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可以考虑引入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制度，即针对低收入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按比例给予税收抵免，使部分人抵免后的应纳税额降为负值，从而实际上获得政府补助。这样不仅有助于通过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也有助于鼓励劳动参与，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促使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得到更好发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石绍宾注意到，近年来我国消费市场一个突出趋势是，服务消费的增速远大于商品。他说，服务消费具有个性化、互动化、场景化等特征，大力促进服务消费，符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重要方向。可以考虑继续实行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降低服务业税收负担，从而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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