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在访谈时表示,从国家的角度看,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需要精打细算,在“国家账本”中,用于保民生、扩内需的支出继续做“加法”。“如就业、社保、教育和医疗等方面,这些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需要多花钱、花好钱。”
如何理解政府过“紧日子”,百姓过“好日子”?
“‘国家账本’是国家的‘钱袋子’,也是老百姓的‘钱袋子’。”刘尚希在访谈时表示,从国家的角度看,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需要精打细算,在“国家账本”中,用于保民生、扩内需的支出继续做“加法”。“如就业、社保、教育和医疗等方面,这些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需要多花钱、花好钱。”
刘尚希同时指出,“国家账本”中的资金是有限的,政府过“紧日子”不仅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常态,要着力保障重点领域,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数据显示,2019年国家减税降费超2.3万亿元,2020年实际减税降费超2.6万亿元。对此,刘尚希表示,近两年减税降费政策给企业减轻了负担,企业负担减轻,间接减少了企业的成本,增加了企业的发展活力,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有所好转。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减税降费能起到“乘法作用”。
刘尚希认为,减税降费政策除了减轻企业负担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能够引导预期、稳定预期和改善预期。去年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以及推出临时性的减税降费政策,让一些企业渡过难关,这些都有利于稳定预期。同时,政策需要激活企业内生动力和活力,引导企业根据市场预期,在产品研发、技术投入等方面下功夫。
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可持续”?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到“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相对于2020年财政政策的“加力提效”,出现了一些变化。对此,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做客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深谈》节目时表示,财政政策从“加力提效”到“提质增效”,反映出我国宏观环境明显的好转,经济复苏势头非常好。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加力提效”。刘尚希称,新冠肺炎疫情百年不遇,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需要“加力”,同时还需要看到效果。今年财政政策提到“提质增效”主要体现在,去年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财政资金利用和项目开发情况都需要进一步观察落实效果,要达到初期设定的政策目标,确保每一笔钱用到“刀刃”上。
“财政政策从‘加力提效’到‘提质增效’,反映出我国宏观环境明显好转,今年国内疫情得到良好控制,经济复苏势头非常好。”刘尚希表示,从国际环境看,尽管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是整体有所好转,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面临机遇同时也要迎接挑战。
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可持续”,刘尚希认为,目前外部环境下,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种种不确定性风险,对风险有预判,要留出空间、留出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减税降费的规模是不是越大越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做客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深谈》节目时表示,减税降费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因为公共服务,国家运转等需要税收,这些不会天上掉“馅饼”。赋税机制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优胜劣汰,不可能通过减税降费让所有企业都活下来,那就不是搞市场经济了。
“现在狭义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比例为15.2%,这个比例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所以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算高。”刘尚希说。可为什么很多人的感受有差异?刘尚希认为,这与企业的经营状况有关。从调研情况看,大多数企业认为自己从减税降费中收获挺大的,但也有一些企业感到税负负担依然很重。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企业,感受是有差异的,很难让所有人有同样的获得感。赋税机制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优胜劣汰,不可能通过减税降费让所有企业都活下来,那就不是搞市场经济了。
减税降费的规模是不是越大越好?刘尚希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公共服务,国家运转等还需要税收,这些不会天上掉“馅饼”。税费不是越少越好,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希望最好不交税,但这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所以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不可能“永远在路上”。只能说税费改革,财税体制机制的完善是没有止境的。
赤字率超过3%不安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做客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深谈》节目时说,赤字率3%的“国际安全线”其实是误解,传统理论难以解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的新实践,不能刻舟求剑。
刘尚希认为赤字率3%的“国际安全线”是一个误解,它并非科学标准,也不是一条安全线。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欧盟制定的一项财经纪律,这个规则在当时利率高达7%-8%的市场环境下是有效的,因为如果各个国家赤字很高,严重的财政拖累会影响市场和经济发展。但赤字率3%的“国际安全线”已不适应现在的市场环境,比如日本的债务规模占GDP的266%,但财政也是比较稳健的。传统理论难以解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的新实践,不能刻舟求剑。
未来中国赤字率会否重回3%以下?刘尚希指出,赤字率高低取决于公共风险强度,水涨船高,水落船降。赤字率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相权衡,形成一种动态的匹配就是合理的。
“提高个税起征点”不是解决贫富差距的主要途径
刘尚希表示,个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征税更加公平,重点是如何把公平原则贯彻落实到税制改革中。“提高个税起征点”不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主要途径。
刘尚希认为,现在我国个税规模并不大,假设把个税全部取消,作用也不明显。所以“提高个税起征点”不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主要途径。不能只看到局部,更重要的是减少低收入群体,让他们的能力得到提升。
“个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征税更加公平。一个是横向公平,一个是纵向公平。”刘尚希表示,横向公平是相同能力的人交同样的税,纵向公平是能力不同的人交不同的税,重点是如何把公平原则贯彻落实到税制改革中。
“一些企业老板既要交个税又要交企业所得税,这种情况企业老板会给自己少发工资,少发的钱计入企业成本,老板的个税逃掉了,企业所得税也少交了,等于避税了,当然这类避税也是一种合理避税。”刘尚希指出,我国的税收制度还存在一些漏洞。合理避税意味着我国的征管制度、收入制度还需改进,这也是税收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应有之意。
碳关税可能将在“十四五”期间推出
近年来,碳关税逐渐成为全球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我国承诺力争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期间,会不会有中国版的“碳税”?
刘尚希说,碳关税是为了适应气侯变化、减少碳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各国对高能耗产品征收的税种。这可能形成新的贸易壁垒,是当前的一个新形势,也是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刘尚希认为,碳关税毫无疑问要在“十四五”期间推出。从减少碳排放的角度说,税制要素里已经有了,只是没有碳税的名字。国外已经通过了碳关税,我国也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如果自己不征,别人也要征,间接分走了税收服务。另外我国也签署了《巴黎协定》,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国家账本”事关国家“钱袋子”和民生福祉,反映着政府资金投向,政策调控动向。在“国家账本”中,如何理解政府过“紧日子”,百姓过“好日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做客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深谈》节目时表示,政府过“紧日子”是一种常态,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2年2月18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党组成员、秘书长赵辰昕,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负责人陶青、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符金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失业保险司司长桂桢、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戴诗友介绍…
如何理解政府过“紧日子”,百姓过“好日子”?
“‘国家账本’是国家的‘钱袋子’,也是老百姓的‘钱袋子’。”刘尚希在访谈时表示,从国家的角度看,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需要精打细算,在“国家账本”中,用于保民生、扩内需的支出继续做“加法”。“如就业、社保、教育和医疗等方面,这些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需要多花钱、花好钱。”
刘尚希同时指出,“国家账本”中的资金是有限的,政府过“紧日子”不仅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常态,要着力保障重点领域,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数据显示,2019年国家减税降费超2.3万亿元,2020年实际减税降费超2.6万亿元。对此,刘尚希表示,近两年减税降费政策给企业减轻了负担,企业负担减轻,间接减少了企业的成本,增加了企业的发展活力,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有所好转。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减税降费能起到“乘法作用”。
刘尚希认为,减税降费政策除了减轻企业负担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能够引导预期、稳定预期和改善预期。去年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以及推出临时性的减税降费政策,让一些企业渡过难关,这些都有利于稳定预期。同时,政策需要激活企业内生动力和活力,引导企业根据市场预期,在产品研发、技术投入等方面下功夫。
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可持续”?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到“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相对于2020年财政政策的“加力提效”,出现了一些变化。对此,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做客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深谈》节目时表示,财政政策从“加力提效”到“提质增效”,反映出我国宏观环境明显的好转,经济复苏势头非常好。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加力提效”。刘尚希称,新冠肺炎疫情百年不遇,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需要“加力”,同时还需要看到效果。今年财政政策提到“提质增效”主要体现在,去年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财政资金利用和项目开发情况都需要进一步观察落实效果,要达到初期设定的政策目标,确保每一笔钱用到“刀刃”上。
“财政政策从‘加力提效’到‘提质增效’,反映出我国宏观环境明显好转,今年国内疫情得到良好控制,经济复苏势头非常好。”刘尚希表示,从国际环境看,尽管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是整体有所好转,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面临机遇同时也要迎接挑战。
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可持续”,刘尚希认为,目前外部环境下,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种种不确定性风险,对风险有预判,要留出空间、留出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减税降费的规模是不是越大越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做客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深谈》节目时表示,减税降费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因为公共服务,国家运转等需要税收,这些不会天上掉“馅饼”。赋税机制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优胜劣汰,不可能通过减税降费让所有企业都活下来,那就不是搞市场经济了。
“现在狭义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比例为15.2%,这个比例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所以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算高。”刘尚希说。可为什么很多人的感受有差异?刘尚希认为,这与企业的经营状况有关。从调研情况看,大多数企业认为自己从减税降费中收获挺大的,但也有一些企业感到税负负担依然很重。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企业,感受是有差异的,很难让所有人有同样的获得感。赋税机制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优胜劣汰,不可能通过减税降费让所有企业都活下来,那就不是搞市场经济了。
减税降费的规模是不是越大越好?刘尚希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公共服务,国家运转等还需要税收,这些不会天上掉“馅饼”。税费不是越少越好,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希望最好不交税,但这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所以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不可能“永远在路上”。只能说税费改革,财税体制机制的完善是没有止境的。
赤字率超过3%不安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做客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深谈》节目时说,赤字率3%的“国际安全线”其实是误解,传统理论难以解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的新实践,不能刻舟求剑。
刘尚希认为赤字率3%的“国际安全线”是一个误解,它并非科学标准,也不是一条安全线。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欧盟制定的一项财经纪律,这个规则在当时利率高达7%-8%的市场环境下是有效的,因为如果各个国家赤字很高,严重的财政拖累会影响市场和经济发展。但赤字率3%的“国际安全线”已不适应现在的市场环境,比如日本的债务规模占GDP的266%,但财政也是比较稳健的。传统理论难以解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的新实践,不能刻舟求剑。
未来中国赤字率会否重回3%以下?刘尚希指出,赤字率高低取决于公共风险强度,水涨船高,水落船降。赤字率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相权衡,形成一种动态的匹配就是合理的。
“提高个税起征点”不是解决贫富差距的主要途径
刘尚希表示,个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征税更加公平,重点是如何把公平原则贯彻落实到税制改革中。“提高个税起征点”不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主要途径。
刘尚希认为,现在我国个税规模并不大,假设把个税全部取消,作用也不明显。所以“提高个税起征点”不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主要途径。不能只看到局部,更重要的是减少低收入群体,让他们的能力得到提升。
“个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征税更加公平。一个是横向公平,一个是纵向公平。”刘尚希表示,横向公平是相同能力的人交同样的税,纵向公平是能力不同的人交不同的税,重点是如何把公平原则贯彻落实到税制改革中。
“一些企业老板既要交个税又要交企业所得税,这种情况企业老板会给自己少发工资,少发的钱计入企业成本,老板的个税逃掉了,企业所得税也少交了,等于避税了,当然这类避税也是一种合理避税。”刘尚希指出,我国的税收制度还存在一些漏洞。合理避税意味着我国的征管制度、收入制度还需改进,这也是税收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应有之意。
碳关税可能将在“十四五”期间推出
近年来,碳关税逐渐成为全球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我国承诺力争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期间,会不会有中国版的“碳税”?
刘尚希说,碳关税是为了适应气侯变化、减少碳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各国对高能耗产品征收的税种。这可能形成新的贸易壁垒,是当前的一个新形势,也是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刘尚希认为,碳关税毫无疑问要在“十四五”期间推出。从减少碳排放的角度说,税制要素里已经有了,只是没有碳税的名字。国外已经通过了碳关税,我国也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如果自己不征,别人也要征,间接分走了税收服务。另外我国也签署了《巴黎协定》,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国家账本”事关国家“钱袋子”和民生福祉,反映着政府资金投向,政策调控动向。在“国家账本”中,如何理解政府过“紧日子”,百姓过“好日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做客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深谈》节目时表示,政府过“紧日子”是一种常态,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