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9个年头。过去的一年，尽管全球仍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但是“一带一路”建设仍然逆势前行、韧劲十足。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1月～11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7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6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4518份，新签合同额6628.6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0.9%；完成营业额4951.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8%。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离不开我国企业的高水平“走出去”。近年来，各地税务部门持续创新服务举措，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加精细的服务。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走出去”企业的负责人，他们纷纷表示，刚刚过去的2021年，充满希冀的2022年，税务部门“走新更走心”的纳税服务，让企业“走出去”更有底气。

了解东道国税收政策，途径广

　　了解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税收环境，是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关键一步。记者采访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编制的《“走出去”税收指引》和《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已经成为“走出去”企业学习东道国税收政策的主要途径之一。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税务总监黄佳骏告诉记者，他们企业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比如位于马来西亚的电池厂、位于越南的组件厂等，《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基本上覆盖了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国家（地区），是他了解东道国税收政策的首选。

　　据了解，《“走出去”税收指引》于2017年公开发布，2019年、2021年进行了两次修订补充，最新版《“走出去”税收指引》的相关政策已更新至2021年9月30日。此外，税务总局网站公开发布的《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南》已覆盖了104个国家（地区）。

　　在税务总局发布的指南、指引基础上，各地税务部门还结合当地“走出去”企业的投资方向、经营特点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向企业推送相关政策，帮助企业了解东道国税收环境。比如，广西税务部门推出了线上版“一带一路”税制通，涵盖各国税制、税收条约、涉税案例、税收指引等内容，兼具可问、可查、可答、可学、可帮、可订等特点，累计访问量已达到700余万次。陕西税务部门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以“走出去”企业需求和业务范围为导向，梳理相关国家的国别税收指南，逐步建立分国家、分地区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向企业推送跨境税收政策、提示跨境税务风险。

　　为减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保障“走出去”企业境外项目顺利开展，杭州市税务局收集、翻译杭州“走出去”企业最为集中的10个国家针对疫情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分税费优惠类型、分国别整理制作了抗疫“税务包”，推送至全市246户“走出去”企业、330户境外企业和机构。杭州一家科技型“走出去”企业就是根据这份“税务包”的信息，及时向日本税务当局申请延期申报，解决了企业因财务数据传递遇阻可能导致逾期申报的问题。

　　2021年10月，OECD发布了《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声明》，130多个国家（地区）就国际税收制度重大改革达成共识。深圳市税务局随即面向大型跨国企业开展相关税收政策的辅导及培训。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税负责人告诉记者，税务部门组织的国际税收征管改革相关培训，可以帮助企业及时审视海外投资项目、税务安排是否符合相关国家（地区）的税务合规要求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了解政策很重要，熟练运用政策同样关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浙江某“走出去”企业原有的销售模式遇到阻碍，于是计划在马来西亚新设子公司开展生产销售。在杭州市税务局的辅导下，该企业第一时间了解了在马来西亚投资设厂的相关政策规定、可享受的税收协定待遇及税收优惠，并结合实际情况加以运用，顺利实现既定的跨境发展目标，走出了发展困境。“从该企业的经历看，熟练运用政策对企业发展海外业务有很大帮助。”杭州市税务局国际税收管理处处长汪成红说，“走出去”企业在遵守东道国各项税收政策的同时，也要积极争取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税收优惠等，在合规的基础上节约跨境投资税收成本。

办理跨境涉税事项，效率高

　　早在2000年就开始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的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产品“走出去”，而且推动了产业“走出去”，通过设立境外工业园平台助力近200家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华立集团税务经理童艳说，企业在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的过程中，也见证了跨境涉税事项办理由“人工”向“数字”的转变。

　　童艳表示，2021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间，这一感受更为明显。杭州市税务局通过税收大数据比对、电子税务局信息推送等数字化方式，结合专家团队上门的线下服务，辅导企业合规办理境外税收抵免业务，不但避免了出现双重征税的问题，而且提高了企业纳税申报的效率。

　　“高效”，也是中广核集团财务资产部副总经理肖文芳办理跨境涉税事项时的深刻感受。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的清洁能源项目遍布6大洲16个国家（地区）。作为一家海外业务分布广泛、人数众多的集团企业，员工境外所得的个人所得税汇算工作本就具有一定专业性和复杂性，再加上一些员工因故无法回国办理纳税申报、无法及时取得境外所得纳税凭证等，更是给这项工作增加了难度。如今，随着税务部门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取得境外所得的个人所得税汇算工作实现了线上办理，外派员工通过网络即可完成申报、提交相关资料，大大提高了该项工作的效率。

　　除了所得税汇算清缴外，出口退税款不到3天就能到账、1天就能取得《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这些都清晰地表明，跨境涉税事项的办理效率在不断提高。

　　这种提高，源自各地税务部门的不懈努力。比如，深圳市税务局设立了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协作中心，打造税收服务“一带一路”1+2+N基层实践体系，创新推出境外园区协同税收服务模式，以中资境外园区为支点，在“走出去”企业境外集聚区设立税收服务联络点，构建起“外派税务人员+‘走出去’企业+境外园区运营主体+当地税务部门+总部驻地税务部门”的纳税服务沟通体系，有效提升了跨境涉税事项的沟通、办理效率。据深圳市税务局国际税收管理处处长孙业峰介绍，目前，该局已建立了中国—越南（深圳—海防）经济贸易合作区“一带一路”境外税收服务联络点、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合作区“一带一路”境外税收服务联络点。未来，深圳市税务局将继续依托中方投资的境外工业园区发起的特殊经济区联盟，不断拓展境外园区税收服务联络点，助力企业高水平“走出去”。陕西省税务局则通过打造 “丝路管家团队”，服务中欧班列“长安号”运营及关联企业，在做好跨境涉税事项个性化服务的同时，跨部门合作在西安国际港站综合营业大厅增设税收业务综合窗口，实现了涉税事项“一厅通办”。

解决复杂国际税务难题，方法多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境外设立办事机构，发展至今已有上百家海外机构，累计海外投资金额超40亿元。中兴通讯全球税务总监张晓颖告诉记者，大型跨国企业遇到的跨境涉税问题，往往是较为复杂、难以处理的“疑难杂症”。不过，因为税务部门对企业的业务状况有全面了解，对东道国国情、税收政策及征管情况有专业认知，“药方很多”，很多难题都做到了“对症下药”。

　　以中兴通讯为例，由于企业在印度投资项目遇到的涉税问题持续时间较长且标的金额较大，深圳税务部门深入研判后，给出了提请税务总局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方案；对于企业在美国投资时面临的涉税难题，深圳税务部门充分考虑解决时间以及技术可行性，建议企业提出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申请；针对企业在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的投资项目可能产生双重征税的问题，深圳税务部门提出，由于行为尚未发生，可以在官方正式回函中表明中国税务部门的观点，以帮助企业化解双重征税问题；而对于中兴通讯因国内法事项在泰国面临的涉税问题，由于不适宜采取两国磋商等方式，深圳税务部门则提出发送关注函的方案。

　　为满足企业开展跨境经营的税收确定性需求，深圳市税务局与广州市税务局还制定并试行了国际税收事项事先裁定制度，以正列举+负面排除方式确定了适用范围。得益于该制度，仅用了1个多月，中广核集团的跨境股权转让涉税问题就得到了税务部门专业、具体、明确的处理意见，相关交易得以在合规的基础上顺利推进。

　　不只是复杂的跨境涉税难题，对于“走出去”企业遇到的基础性、日常性涉税问题，各地税务部门同样形成了各种“药方”。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胡光，对前段时间参加的一场由大连市税务局组织的“走出去”企业座谈会印象深刻。他告诉记者，会上税务干部一次性解答了海外提供建筑工程施工构成常设机构和利润归属、跨境关联交易以及非居民企业代扣代缴所得税等多个“走出去”企业关注的涉税问题，十分高效。大连市税务局国际税收管理处副处长王乐介绍，在此次座谈会召开前，税务部门向大连市240多家“走出去”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内容涵盖境外所得申报、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境外投资涉税问题等跨境投资核心事项。通过对回收问卷的数据统计、原因归集和对策研究，精准了解大连企业境外经营情况和实际需求，提高了座谈会解决企业涉税问题的质效。

　　“药方”的形成，得益于税务部门的不断创新。近年来，广西、浙江、深圳和大连等地税务部门依托金税三期系统、电子税务局等平台，加强与海关、外汇管理局、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充分整合“走出去”企业的相关数据信息，及时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化解“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税务风险。

　　比如，防城港市税务局建立并完善“走出去”企业清册和拓展清册等信息档案；大连市税务局探索“走出去”企业服务管理网格化，与有关部门建立了常态化协作交换机制，促进动态信息在各职能部门间快速传递，缩短政策服务和风险应对的反应时间；杭州市税务局则通过充分分析国别报告，创新开展跨国集团涉税风险“画像”，瞄准国别报告与支柱二跨国企业集团共同适用的门槛标准，制定了12个跨国企业集团税收风险量化指标，并结合杭州报送国别报告企业的实际情况，验算识别企业潜在风险点，形成一户一报告，持续提供个性化风险提醒服务，帮助“走出去”企业更有效地防控潜在风险。

　　（参与本文采写的还有：虞立教、杨丽、郑国勇、张鲲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