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该意见提出要“高标准建设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该意见提出要“高标准建设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目前我国已拥有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中部4省自贸区的设立有利于大胆探索陆上国际贸易规则,形成适合内陆贸易发展的制度体系,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门户,弥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随着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自贸区的贸易投资、金融服务、政府职能、治理环境等发生深刻变化。这一方面有利于自贸区经济社会发展效率、发展质量和发展动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将为政府部门、企业和组织带来全新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思路。
中部地区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在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工程机械等领域具有明显的产业发展优势,叠加中部崛起、“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具备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
河南自贸区重点突出以现代物流发展带动产业发展。自贸区依托网上巡查、大数据分析手段形成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事后监督模式,推动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利用数字技术生成专属二维码,集成行政审批服务的所有信息,实时查看办理进度;通过融合智能制造的政策链、资金链、创新链、产业链,提升智能制造发展能级,助推老工业基地数字化转型。
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依托亚欧商道重点节点地位发挥研发和管理作用;襄阳片区依托雄厚的产业基础发挥先进制造业工厂作用;宜昌片区依托绿色经济优势在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绿色示范作用。湖北首座电气数字化制造中心在武汉片区投入使用,促进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宜昌片区基于“多审合一”数字化平台,按照“一窗受理、网上流转、数字交付”的方式办结建筑工程的图审业务;武汉片区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八双五联”智慧监管体系,优化政府营商环境。
湖南自贸区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引领战略,省内先进制造业发展规模居全国第一。自贸区积极打造数字贸易产业发展示范基地,长沙片区建立湖南首个数字贸易特色园区“黄花数字贸易港”,启动实施“5G+工业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化确权、涉企检查“云备案”、高端装备制造业融资租赁集成业务模式等制度创新案例的探索。
安徽自贸区将创新作为区域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政策。自贸区基于大数据分析建立中小企业信用贷款新模式;通过线上平台与线下专业化服务将企业和高校院所需求进行有效链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芜湖片区通过搭建产业链融合创新平台推动智慧家电、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实行“区块链+综窗通办”模式,应用“智能化行政审批系统”提供全天候服务。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贸区设立时间较晚,发展基础较薄弱,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大企业存在不小差距。比如精密传感器、集成电路、操作系统等数字经济基础产品与服务仍旧依赖国外进口,部分数字技术依赖国外开源技术进行二次创造。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风险问题凸显,加之激烈的高科技产业竞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多项禁运手段加强对我国技术出口管制,公布多项实体制裁名单限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使自贸区发展面临着产业链断链风险。由于自贸区的一体化特点,一个产业链的断链可能产生连锁效应,严重导致自贸区整个产业发展停滞。
我国跨境电商平台发展较快,但诸如阿里速卖通、京东国际等平台集中于个人消费品领域。自贸区集中了大量工业、高新技术企业,其外贸具有精益性、复杂性,且多以订单形式完成,而订单的传统搜寻方式会耗费大量成本,信息不对称会造成供需失衡现象,因此,自贸区亟需面向产业端的大型贸易平台来保障贸易供需对接。
此外,数据安全问题是贸易平台运行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自贸区人员、数据等要素流动更加频繁,数字技术的不断运用推动数字网络边界扩展,数据流动的国别界限逐渐模糊,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凸显。
自贸区面临着国与国之间金融体系不同、文化不同、强监管性、国际事务等复杂情境,不仅要为国际商贸往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也要保障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安全。政府部门不仅要给区内企业提供良好的政务服务,也要加强当地自贸区与其它贸易国家间谈判的联动。这对自贸区政府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自贸区企业商业模式呈现老、旧、难等问题,尤其是传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缺乏开发新商业模式的动力。企业还存在政策利用率不高的问题,在面对争端的时候不能利用法律文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此外,还存在现有生产方式难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企业治理成本过高等问题。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产出。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自贸区生产中,为其导入新的生产要素,改变产业的增长动力和方式,推动产业生产率的提高。
一是人工智能、ICT等数字技术类资本作为有效的资本投入,强化了自贸区产业资本积累,并与高技能员工形成互补,实现资本深化。通过数字技术促进生产制造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转型,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精益生产,推动自贸区产业生产效率提升。
二是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投入到自贸区生产环节中,改变资源使用模式,提高产业中原有生产要素(人力、土地等)的价值转化效率,促进生产效率提升。比如,通过工业互联网监控整个工厂运行情况,使生产环节中的闲置机器可以创造新的价值。
三是数字经济背景下,自贸区可以通过专业化中间投入实现高效生产。依托互联网平台企业联通区内外优势,突破生产资源的区位壁垒、领域壁垒,实现数据流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生产资源配置有效利用方面减少生产压力。
一是催生新兴业态。数字技术可以将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的价值链、产业链环节进行分化、融合,形成新型企业组织、新型商业模式乃至新型产业形态,在丰富行业供给的同时降低贸易成本。
二是形成新贸易模式。贸易的特点是供需匹配,但由于时空地理等因素影响,信息不完全造成供需失衡成本,大大提高贸易难度。而数字技术将大量的需求和供给通过算法进行动态匹配,降低转换成本,创造新的服务模式。
三是创造新就业。数字经济与自贸区融合发展将催生出大量依托信息网络开展生产、服务、研发、管理等工作任务的新就业形态,岗位数量多且类别多样化。
自贸区贸易具有国际化、精益化和高技术化等特征,产业发展质量对贸易有决定性影响。数字经济与自贸试验区融合,可以有效盘活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有利于推动贸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供需有效连接与精准服务。
一是提升贸易质效和便利性,刺激贸易需求。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贸易服务质量大幅提升,更多国家消费意愿和需求不断被激发,越来越多国外产品进入自贸区进行交易。
二是盘活存量资源,扩大贸易行业供给。数字技术能够高效率、低成本整合潜在资源,通过共享服务模式使自贸区未被充分使用的资源具备了价值创造的可行性。
三是增强贸易行业发展稳定性。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会对贸易业造成较大的冲击,利用数字技术可以有效减少贸易接触,发展数字订单、数字会议、数字服务等。
一是提升决策管理效率。数字技术可以提高自贸区企业信息收集、处理、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使其可以合理分配生产能力的时空布局,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二是促进供需匹配。数字技术实现区内外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的市场信息共享,以需求带动供给,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三是打造高效供应链体系。数字经济可以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产业壁垒,实现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数据共享,将原材料供应商、中间服务提供商等与最终销售网络进行连接,在提高各环节效率的同时,促进产业链环节的精准衔接,为客户创造更多定制化服务。
一是提升产业链低端传统产业竞争力。自贸区应当依托数字技术,将产业链低端产业向生产制造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精益生产,从而使整个价值链低端产业竞争力得到提升。
二是提高产业链高端产业的创新能力。自贸区可以借力数字技术、数据资源、数字人才等生产要素,打造产业链高端产业,通过数据收集、处理、分享构建产业链高端产业创新平台,提升产业链高端产业的创新能力,通过互联网平台优势,为产业链高端产业创造市场空间。
三是强化产业链抗风险能力。自贸区可以依托5G、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提升产业链研发能力,将数字经济的技术优势、商业优势、产业业态优势与传统产业的规模优势、市场优势、制度优势相融合,增进产业链的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制度能力。另外,自贸区可以借助数据资源,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互联互通,加快经济循环周期,将产业链打造成坚实有力的整体,提高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一是建立自贸区贸易平台,解决贸易供需不匹配问题。自贸区通过打造大型贸易平台使工业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达到快速供需匹配,在平台上实现贸易信息共享。通过“数据共享”实现全过程监管的数字贸易创新,所组建的平台需由互联网公司牵头、自贸区企业参与、政府监管,多方主体共同协作。
二是组建自贸区贸易大数据中心。贸易大数据中心是数字贸易的心脏,负责搜集、计算、处理、反馈贸易数据。由于公共产品的属性,大数据中心需要政府出头组建,由自贸区各企业参与并提供数据。大数据中心将这些数据通过处理、加工以及运算后反馈给外贸企业,帮助企业依托数据做到精准市场定位。
三是加强数据安全,防止数据泄露。政府应加快自贸区数据安全相关政策、法律和标准的制定,维护数据市场的公平,不仅要防止数据泄露也要预防数据垄断的出现。此外,政府需牵头组建产学研数据安全技术开发应用链,加快数据中心密码建设、数据防攻击系统研发等。
一是打造数字政务。自贸区政务工作可以通过与数字经济融合实现数据的实时性共享,提供“线上+线下”服务,减少企业或居民办理政务的时间,降低因政务办理所耗费的“鞋底成本”,也可以精简政务机构,实现自贸区政务工作的高效运转,推进政务工作的职能转变。
二是打造数字监管系统。通过搜集数据信息,实时把握自贸区经济运行情况,保证市场秩序稳定,构建一个自由、稳定、便利、法制的市场,提升市场营商环境,保障交易安全有效。
三是打造数字金融服务体系。自贸区可以围绕人力资本、数字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等方面大胆探索数字金融服务。建立企业数据库,依托数字技术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利用大数据资源,评估企业融资贷款安全,减少金融资产坏账烂账,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减少金融泡沫。
一是利用工业互联网,重构生产方式,提高产业链协同效应。自贸区传统工业企业可充分利用工业互联网技术上云上平台,使企业生产环节一体化,共享生产信息。通过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设置流程、价格、信息等一系列要素,实现产业链的高效运转,提高企业生产能力,解决企业成本消耗过高问题。
二是开发新的商业模式,激发企业活力。传统的个人消费品贸易开发了保税展销中心、一站式商贸服务中心等新商业模式。自贸区工业企业可借鉴其经验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如利用数字技术开展线上工业产品展销、订单、发货一体化服务,通过多种新商业模式的带动,拓宽传统工业企业的海外销售渠道。
(作者:吴琦,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梦柔,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2年2月18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党组成员、秘书长赵辰昕,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负责人陶青、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符金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失业保险司司长桂桢、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戴诗友介绍…
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该意见提出要“高标准建设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目前我国已拥有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中部4省自贸区的设立有利于大胆探索陆上国际贸易规则,形成适合内陆贸易发展的制度体系,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门户,弥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随着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自贸区的贸易投资、金融服务、政府职能、治理环境等发生深刻变化。这一方面有利于自贸区经济社会发展效率、发展质量和发展动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将为政府部门、企业和组织带来全新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思路。
中部地区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在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工程机械等领域具有明显的产业发展优势,叠加中部崛起、“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具备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
河南自贸区重点突出以现代物流发展带动产业发展。自贸区依托网上巡查、大数据分析手段形成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事后监督模式,推动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利用数字技术生成专属二维码,集成行政审批服务的所有信息,实时查看办理进度;通过融合智能制造的政策链、资金链、创新链、产业链,提升智能制造发展能级,助推老工业基地数字化转型。
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依托亚欧商道重点节点地位发挥研发和管理作用;襄阳片区依托雄厚的产业基础发挥先进制造业工厂作用;宜昌片区依托绿色经济优势在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绿色示范作用。湖北首座电气数字化制造中心在武汉片区投入使用,促进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宜昌片区基于“多审合一”数字化平台,按照“一窗受理、网上流转、数字交付”的方式办结建筑工程的图审业务;武汉片区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八双五联”智慧监管体系,优化政府营商环境。
湖南自贸区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引领战略,省内先进制造业发展规模居全国第一。自贸区积极打造数字贸易产业发展示范基地,长沙片区建立湖南首个数字贸易特色园区“黄花数字贸易港”,启动实施“5G+工业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化确权、涉企检查“云备案”、高端装备制造业融资租赁集成业务模式等制度创新案例的探索。
安徽自贸区将创新作为区域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政策。自贸区基于大数据分析建立中小企业信用贷款新模式;通过线上平台与线下专业化服务将企业和高校院所需求进行有效链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芜湖片区通过搭建产业链融合创新平台推动智慧家电、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实行“区块链+综窗通办”模式,应用“智能化行政审批系统”提供全天候服务。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贸区设立时间较晚,发展基础较薄弱,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大企业存在不小差距。比如精密传感器、集成电路、操作系统等数字经济基础产品与服务仍旧依赖国外进口,部分数字技术依赖国外开源技术进行二次创造。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风险问题凸显,加之激烈的高科技产业竞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多项禁运手段加强对我国技术出口管制,公布多项实体制裁名单限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使自贸区发展面临着产业链断链风险。由于自贸区的一体化特点,一个产业链的断链可能产生连锁效应,严重导致自贸区整个产业发展停滞。
我国跨境电商平台发展较快,但诸如阿里速卖通、京东国际等平台集中于个人消费品领域。自贸区集中了大量工业、高新技术企业,其外贸具有精益性、复杂性,且多以订单形式完成,而订单的传统搜寻方式会耗费大量成本,信息不对称会造成供需失衡现象,因此,自贸区亟需面向产业端的大型贸易平台来保障贸易供需对接。
此外,数据安全问题是贸易平台运行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自贸区人员、数据等要素流动更加频繁,数字技术的不断运用推动数字网络边界扩展,数据流动的国别界限逐渐模糊,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凸显。
自贸区面临着国与国之间金融体系不同、文化不同、强监管性、国际事务等复杂情境,不仅要为国际商贸往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也要保障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安全。政府部门不仅要给区内企业提供良好的政务服务,也要加强当地自贸区与其它贸易国家间谈判的联动。这对自贸区政府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自贸区企业商业模式呈现老、旧、难等问题,尤其是传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缺乏开发新商业模式的动力。企业还存在政策利用率不高的问题,在面对争端的时候不能利用法律文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此外,还存在现有生产方式难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企业治理成本过高等问题。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产出。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自贸区生产中,为其导入新的生产要素,改变产业的增长动力和方式,推动产业生产率的提高。
一是人工智能、ICT等数字技术类资本作为有效的资本投入,强化了自贸区产业资本积累,并与高技能员工形成互补,实现资本深化。通过数字技术促进生产制造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转型,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精益生产,推动自贸区产业生产效率提升。
二是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投入到自贸区生产环节中,改变资源使用模式,提高产业中原有生产要素(人力、土地等)的价值转化效率,促进生产效率提升。比如,通过工业互联网监控整个工厂运行情况,使生产环节中的闲置机器可以创造新的价值。
三是数字经济背景下,自贸区可以通过专业化中间投入实现高效生产。依托互联网平台企业联通区内外优势,突破生产资源的区位壁垒、领域壁垒,实现数据流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生产资源配置有效利用方面减少生产压力。
一是催生新兴业态。数字技术可以将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的价值链、产业链环节进行分化、融合,形成新型企业组织、新型商业模式乃至新型产业形态,在丰富行业供给的同时降低贸易成本。
二是形成新贸易模式。贸易的特点是供需匹配,但由于时空地理等因素影响,信息不完全造成供需失衡成本,大大提高贸易难度。而数字技术将大量的需求和供给通过算法进行动态匹配,降低转换成本,创造新的服务模式。
三是创造新就业。数字经济与自贸区融合发展将催生出大量依托信息网络开展生产、服务、研发、管理等工作任务的新就业形态,岗位数量多且类别多样化。
自贸区贸易具有国际化、精益化和高技术化等特征,产业发展质量对贸易有决定性影响。数字经济与自贸试验区融合,可以有效盘活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有利于推动贸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供需有效连接与精准服务。
一是提升贸易质效和便利性,刺激贸易需求。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贸易服务质量大幅提升,更多国家消费意愿和需求不断被激发,越来越多国外产品进入自贸区进行交易。
二是盘活存量资源,扩大贸易行业供给。数字技术能够高效率、低成本整合潜在资源,通过共享服务模式使自贸区未被充分使用的资源具备了价值创造的可行性。
三是增强贸易行业发展稳定性。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会对贸易业造成较大的冲击,利用数字技术可以有效减少贸易接触,发展数字订单、数字会议、数字服务等。
一是提升决策管理效率。数字技术可以提高自贸区企业信息收集、处理、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使其可以合理分配生产能力的时空布局,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二是促进供需匹配。数字技术实现区内外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的市场信息共享,以需求带动供给,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三是打造高效供应链体系。数字经济可以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产业壁垒,实现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数据共享,将原材料供应商、中间服务提供商等与最终销售网络进行连接,在提高各环节效率的同时,促进产业链环节的精准衔接,为客户创造更多定制化服务。
一是提升产业链低端传统产业竞争力。自贸区应当依托数字技术,将产业链低端产业向生产制造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精益生产,从而使整个价值链低端产业竞争力得到提升。
二是提高产业链高端产业的创新能力。自贸区可以借力数字技术、数据资源、数字人才等生产要素,打造产业链高端产业,通过数据收集、处理、分享构建产业链高端产业创新平台,提升产业链高端产业的创新能力,通过互联网平台优势,为产业链高端产业创造市场空间。
三是强化产业链抗风险能力。自贸区可以依托5G、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提升产业链研发能力,将数字经济的技术优势、商业优势、产业业态优势与传统产业的规模优势、市场优势、制度优势相融合,增进产业链的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制度能力。另外,自贸区可以借助数据资源,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互联互通,加快经济循环周期,将产业链打造成坚实有力的整体,提高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一是建立自贸区贸易平台,解决贸易供需不匹配问题。自贸区通过打造大型贸易平台使工业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达到快速供需匹配,在平台上实现贸易信息共享。通过“数据共享”实现全过程监管的数字贸易创新,所组建的平台需由互联网公司牵头、自贸区企业参与、政府监管,多方主体共同协作。
二是组建自贸区贸易大数据中心。贸易大数据中心是数字贸易的心脏,负责搜集、计算、处理、反馈贸易数据。由于公共产品的属性,大数据中心需要政府出头组建,由自贸区各企业参与并提供数据。大数据中心将这些数据通过处理、加工以及运算后反馈给外贸企业,帮助企业依托数据做到精准市场定位。
三是加强数据安全,防止数据泄露。政府应加快自贸区数据安全相关政策、法律和标准的制定,维护数据市场的公平,不仅要防止数据泄露也要预防数据垄断的出现。此外,政府需牵头组建产学研数据安全技术开发应用链,加快数据中心密码建设、数据防攻击系统研发等。
一是打造数字政务。自贸区政务工作可以通过与数字经济融合实现数据的实时性共享,提供“线上+线下”服务,减少企业或居民办理政务的时间,降低因政务办理所耗费的“鞋底成本”,也可以精简政务机构,实现自贸区政务工作的高效运转,推进政务工作的职能转变。
二是打造数字监管系统。通过搜集数据信息,实时把握自贸区经济运行情况,保证市场秩序稳定,构建一个自由、稳定、便利、法制的市场,提升市场营商环境,保障交易安全有效。
三是打造数字金融服务体系。自贸区可以围绕人力资本、数字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等方面大胆探索数字金融服务。建立企业数据库,依托数字技术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利用大数据资源,评估企业融资贷款安全,减少金融资产坏账烂账,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减少金融泡沫。
一是利用工业互联网,重构生产方式,提高产业链协同效应。自贸区传统工业企业可充分利用工业互联网技术上云上平台,使企业生产环节一体化,共享生产信息。通过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设置流程、价格、信息等一系列要素,实现产业链的高效运转,提高企业生产能力,解决企业成本消耗过高问题。
二是开发新的商业模式,激发企业活力。传统的个人消费品贸易开发了保税展销中心、一站式商贸服务中心等新商业模式。自贸区工业企业可借鉴其经验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如利用数字技术开展线上工业产品展销、订单、发货一体化服务,通过多种新商业模式的带动,拓宽传统工业企业的海外销售渠道。
(作者:吴琦,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梦柔,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