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美国政府公布了2025财政年度（2024年10月1日—2025年9月30日）预算提案。该提案提出了一揽子税收改革计划，描绘了“未来10年内增加超过4.9万亿美元的联邦税收，并削减3万亿美元联邦赤字”的愿景。预算提案以增税为主基调，涉及提高企业税收、调整国际税收规则、对高收入者增税、对中低收入者减税等相关税收立法建议。

　　企业所得税全面增加

　　预算提案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建议突出了全面增税的主题，包括提高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提高企业替代性最低税税率、提高股票回购消费税税率和扩大高收入人员薪酬扣除限制对象范围等。

　　提高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将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从21%提高到28%。在特朗普推出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之前，美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企业所得税税率最高的国家，该法案将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5%降低至21%，接近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拜登自从2020年竞选以来一直在推动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1%提高到28%。

　　提高企业替代性最低税税率。除了提高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外，预算提案还将企业替代性最低税税率从15%提高到21%。企业替代性最低税是一种基于财务报告收入的公司替代性最低税，即对在3个纳税年度内平均每年“调整后的财务报表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跨国企业征收最低税。作为《通货膨胀削减法》的一部分，该政策于2022年8月出台，原计划于2023年生效，但美国国内收入局因政策执行的复杂性而推迟了实施时间，该政策是否可行目前仍是未知数。

　　提高股票回购消费税税率。目前，股票回购消费税的适用税率为纳税年度内被征税公司回购的任何股票公平市值的1%，计划提高到4%。股票回购相对于股息享有税收优惠，提高股票回购的消费税税率将缩小这种优惠差距。

　　扩大高收入人员薪酬扣除限制对象范围。美国《国内税收法》第162（m）条规定，上市公司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支付给某些雇员和前雇员（受保雇员）的薪酬超过100万美元的，一般不得扣除。受保雇员包括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三位薪酬最高的非首席执行官、非首席财务官等高管。预算提案提议扩大员工薪酬超过100万美元的扣除限制，使其适用于所有C类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和非公开募股）以及公司向任何员工支付的超过100万美元的所有薪酬。

　　向“双支柱”规则靠拢

　　预算提案中包含对美国国际税收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建议，旨在通过采用新全球最低税率、强化反倒置立法、取消外国无形资产所得优惠税制、引入经合组织低税利润规则等措施使美国向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包容性框架提出的“双支柱”国际税改规则趋近。

　　采用全新的全球最低税率。美国的全球无形低税所得制度是支柱二收入纳入规则的设计“原型”。主要适用于在美国以外投资设立关联公司的美国跨国企业集团，旨在确保所有跨国企业集团都能至少按全球规定的最低税率征税，营造公平竞争的国际税收环境。全球无形低税所得规则在2017年特朗普税改时被写入《美国税法典》第951A节。美国公司通常可以在其全球最低税额中扣除50%。在当前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1%的情况下，扣除通常会导致美国公司的全球最低税负达到10.5%的有效税率。为将全球无形低税所得有效税率进一步提高至21%，预算提案除建议提高企业所得税税率外，还建议取消合规经营资产投资额10%的豁免；将扣除额比例降低至25%。该提议将完善美国的全球无形低税所得规则，使其与包容性框架收入纳入规则更加接近，但差异仍然存在。

　　强化反倒置立法。总部在美国的跨国公司将总部迁到低税地，将国外子公司变成母公司，国内母公司变成子公司，这种倒置行为曾造成了美国税收大量流失。为防范这一行为，美国进行了多年的反倒置立法。预算提案建议，构成总部倒置的，将在税收上仍然视同总部在美国。构成总部倒置的情形包括：倒置前，美国母公司在美国本土的市值大于国外子公司；倒置后，国外母公司的实际管理与决策地点仍在美国；国外母公司在注册所在地没有实质性的经营活动。

　　取消鼓励出口的外国无形资产所得优惠税制。2017年美国特朗普税改为鼓励美国产品和劳务的出口，对出口的外销所得在扣除与出口产品、劳务相关的有形资产10%的部分后，可以在成本中扣除37.5%，使税率最低可达13.125%。该政策的初衷是鼓励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然而这一措施却造成产能向外转移。为促进制造业回流和防止产能外移，预算提案规定，企业回流美国发生的费用，可将费用额的10%在企业所得税税款中抵免；产能向国外转移的，发生的费用不得在美国母公司的成本中扣除。

　　引入支柱二的低税利润规则。特朗普税改时，为遏制跨国公司向境外关联方支付利息、特许费、劳务费形成的税基侵蚀，出台了反税基侵蚀税。但该做法取得的效果不佳，引入低税利润规则可在完善全球无形低税所得规则之后使美国的全球最低税更加接近包容性框架设定的全球最低税规则。

　　增加高收入者税收负担

　　拜登新预算提案提出了多项对高收入者增税、对中低收入者减税的立法建议。

　　提高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预算提案建议将个人所得税最高一档边际税率从37%提高至39.6%，并将最高一档边际税率的门槛从目前的单身申报者60.935万美元（已婚联合申报73.12万美元）降至单身申报者40万美元（已婚联合申报45万美元）。把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群的联邦医疗保险附加税税率从0.9%提高到2.1%，使高收入纳税人的联邦医疗保险总税率为5%。提高高收入群体净投资所得税税率，并建议将该税种扩大到包括积极经营所得（纳税人实质性参与商业活动而取得的所得）。对于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对冲基金经理和私募股权高管等人，将绩效收益作为普通收入，适用税种由资本利得税（税率20%）改为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档可达39.6%）。此外，预算提案还提出了修补遗产税和赠与税以及人寿保险税收政策漏洞，防止高收入者避税。

　　对亿万富翁征收最低所得税。拜登政府在预算提案中再次提出开征“亿万富翁最低所得税”建议，即对亿万富翁来自股票、债券或高净值私人持有公司股权等资产的未实现资本收益征税。建议指出，净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将对扩大范围后的“收入”（包括未实现资本收益在内）按照25%的最低有效税率缴纳亿万富翁最低所得税。如果一个净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承担的实际税负低于25%，需要补税，以使其有效税率达到25%。

　　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税收优惠。儿童税收抵免是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制度中一项税收优惠政策。根据现行税收政策，对于每个符合条件的16周岁或者以下的儿童，抵免最高额度为2000美元。2021年3月，为了缓解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拜登签署了《美国救援计划》。作为该法案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将儿童税收抵免政策做了重大改进，为6岁至16岁儿童每人提供3000美元，为6岁以下儿童每人提供3600美元的税收抵免，政策有效期1年。预算提案再次建议将儿童税收抵免额从2000美元提高到最高3600美元，同时取消父母工作和收入要求，并从按年发放改为按月发放。预算提案还扩大了劳动所得税收抵免适用范围。该税收抵免是一项针对年收入低于64000美元的就业者的税收抵免。扩大后将为1900万名有工作的个人和夫妇每人减税800美元。此外，预算提案还为中低收入家庭首次购房者提供为期两年，每年价值5000美元的税收抵免。为出售首套住房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为期一年，价值高达1万美元的税收抵免。拜登政府还提议为第一代购房者提供最高25000美元的首付款补助。

　　预算提案受质疑

　　美国税收基金会研究员加勒特·沃森和艾丽卡·约克在该基金会网站撰文分析了预算提案中的税收政策，指出该预算提案中的税收改革建议将使美国联邦税法变得更加复杂、不稳定和不利于经济增长。企业所得税税率提高后，再加上各州的平均企业所得税税率，美国的综合企业所得税税率将在经合组织中位居第二，这将大大恶化美国企业的竞争地位，降低企业投资和工人就业的前景。股票回购是企业向股东返还价值的方式之一，提高股票回购消费税税率会阻碍股东将资金重新投入到其他上市公司，从而阻碍投资。扩大高收入人员薪酬扣除限制对象范围，将提高企业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的成本。对未实现资本收益征税会增加税法的复杂性，且有违国际税收惯例。

　　美国税收基金会专家还指出，虽然拜登预算提案声称将在未来10年内降低联邦政府赤字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但这一说法是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的。未来10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要远远超过国会预算办公室目前的预测；《减税与就业法案》中规定在2025年底到期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优惠政策不会延期，一旦延期，未来10年的预算窗口期将耗费至少1.4万亿美元，在2025年底到期的提高儿童税收抵免标准的政策不再延期，若延期，未来10年在预算窗口期将耗资超过1万亿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2025财年预算提案提出，要进一步增加对美国国内收入局的资源投入，加大对大企业和高收入者的税收违法行为查处力度，2026年至2034年，将额外拨款1040亿美元为该局现代化转型提供资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