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政策工具具备“扶优限劣”的作用,未来应重视结构性政策工具的应用与衔接,有针对性地支持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
结构性政策工具具备“扶优限劣”的作用,未来应重视结构性政策工具的应用与衔接,有针对性地支持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
近期召开的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指出,准确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定位、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环境条件变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新型工业化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重塑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抓手,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没有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就难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历来注重实体经济发展,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稳居全球第一。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特别在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处于重塑、重整、重构的关键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处于“去工业化”阶段的欧美国家也在不断强调“再工业化”。据统计,美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到20%,但70%的创新活动直接或间接源自工业领域。现在的企业已经由原来的注重低成本、高效率、高盈利,转向更加注重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等,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面临深度调整,自贸区建设也加速了国际产业转移。顺应新工业革命发展潮流,推进新型工业化,既是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
新型工业化“新”在何处?笔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丰富。一是新理念。推进新型工业化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尤其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是新技术。新型工业化是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业化,其技术基础与传统工业化不同,是基于数据和技术创新之上的工业化。三是新产业。一方面,在数字技术赋能下,传统产业得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创造和催生新产业。四是新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要在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之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应坚持科技与产业双轮驱动。创新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动力和主要特征,应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合力,推动产业基础再造,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应推动强链与补链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锻长板补短板。对内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先进制造业,对外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努力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拔得头筹。应实现政府与市场合力推动。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攻关上的优势。
推进新型工业化离不开宏观政策的支持。从政策实施效果看,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支持了新型工业化发展。近年来,政府采取减税降费等积极财政政策,加大了对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支持力度。十年来,税务部门办理新增减税降费累计8.8万亿元,为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推动工业制造业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持。除贴息贷款之外,央行还加大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设立了支持制造业发展、支持绿色发展、支持技术改造等货币政策工具,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支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近年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上升,从2012年的1.91%提高到2022年的2.54%,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为进一步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应重视结构性政策工具的应用与衔接。与总量性政策相比,结构性政策工具的优势在于“扶优限劣”,能够有针对性地支持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是以科技创新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除了降准降息的总量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外,应特别重视结构性货币政策、结构性财税政策和结构性产业政策的作用。在结构性货币政策方面,应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的企业上市。在结构性财税政策方面,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比如允许企业对其所购买的尖端技术设备加速折旧;同时减小对低端化、有污染的工业企业的税费优惠力度,发挥税收引导作用,激励企业科技创新,加快步入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结构性产业政策方面,应加大对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的支持力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4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结构性政策工具具备“扶优限劣”的作用,未来应重视结构性政策工具的应用与衔接,有针对性地支持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
近期召开的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指出,准确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定位、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环境条件变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新型工业化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重塑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抓手,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没有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就难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历来注重实体经济发展,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稳居全球第一。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特别在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处于重塑、重整、重构的关键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处于“去工业化”阶段的欧美国家也在不断强调“再工业化”。据统计,美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到20%,但70%的创新活动直接或间接源自工业领域。现在的企业已经由原来的注重低成本、高效率、高盈利,转向更加注重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等,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面临深度调整,自贸区建设也加速了国际产业转移。顺应新工业革命发展潮流,推进新型工业化,既是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
新型工业化“新”在何处?笔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丰富。一是新理念。推进新型工业化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尤其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是新技术。新型工业化是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业化,其技术基础与传统工业化不同,是基于数据和技术创新之上的工业化。三是新产业。一方面,在数字技术赋能下,传统产业得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创造和催生新产业。四是新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要在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之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应坚持科技与产业双轮驱动。创新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动力和主要特征,应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合力,推动产业基础再造,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应推动强链与补链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锻长板补短板。对内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先进制造业,对外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努力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拔得头筹。应实现政府与市场合力推动。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攻关上的优势。
推进新型工业化离不开宏观政策的支持。从政策实施效果看,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支持了新型工业化发展。近年来,政府采取减税降费等积极财政政策,加大了对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支持力度。十年来,税务部门办理新增减税降费累计8.8万亿元,为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推动工业制造业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持。除贴息贷款之外,央行还加大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设立了支持制造业发展、支持绿色发展、支持技术改造等货币政策工具,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支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近年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上升,从2012年的1.91%提高到2022年的2.54%,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为进一步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应重视结构性政策工具的应用与衔接。与总量性政策相比,结构性政策工具的优势在于“扶优限劣”,能够有针对性地支持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是以科技创新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除了降准降息的总量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外,应特别重视结构性货币政策、结构性财税政策和结构性产业政策的作用。在结构性货币政策方面,应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的企业上市。在结构性财税政策方面,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比如允许企业对其所购买的尖端技术设备加速折旧;同时减小对低端化、有污染的工业企业的税费优惠力度,发挥税收引导作用,激励企业科技创新,加快步入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结构性产业政策方面,应加大对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的支持力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