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增值税一直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改革势必会对我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增值税一直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改革势必会对我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2018年5月,我国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7%下调至16%,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1%下调至10%;2019年4月,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进一步由16%下调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进一步由10%下调至9%。增值税税率的下调有助于大幅降低实体经济的税收负担,对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现已有大量文献从推动经济增长、提升企业效益等方面研究了我国增值税税率下调的经济效应。比如,龚辉文(2020)认为,2018年和2019年两次增值税税率下调降低了消费端的总价格,有利于刺激消费,从而为供应端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一定程度的盈利能力。岳树民 等(2020)研究发现,企业没能把税负全部转嫁,仍然负担了部分增值税,增值税对企业利润存在挤出效应,因此,降低增值税税率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益。
虽然关于增值税税率下调经济效应的研究很多,但鲜有研究关注增值税税率下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调节收入分配并不是增值税税制设计的首要考虑因素。但是,要看到的是,增值税税率调整会通过商品和服务(以下简称“商品”)的价格变化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增值税作为我国的第一大税种,其收入再分配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我国整个税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有研究指出,增值税呈累退性是我国税制收入再分配能力较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岳希明 等,2014;刘成龙 等,2014;周克清 等,2014)。在研究方法上,一般使用投入产出法研究增值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聂海峰 等,2009;万莹,2018),但现有文献一般把增值税看作是一种要素税,而未考虑到一个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变动不仅会影响本行业的增值税税负,还会通过影响其他行业的进项税额来影响其他行业的增值税税负。因此,本文基于应纳增值税等于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的这一特征,重新构建一个适合研究我国增值税改革问题的投入产出模型,进而使用该模型研究了2018年与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我国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
一般认为,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增值税是累退的,征收增值税会恶化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增值税减税一般可以弱化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恶化作用。但我国的增值税实行多档税率,增值税减税对不同商品而言存在结构性差异。由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对低收入群体消费较多的商品进行减税会强化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效果,而对高收入群体消费较多的商品进行减税则可能会弱化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效果。
表1(略)呈现了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对不同商品的消费支出占其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情况。可以看出,食品、居住和医疗的消费支出占比呈现出了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明显下降的特征。其中,困难户对食品、居住和医疗的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最高收入户的1.71倍、1.30倍与1.45倍。因此,对这些商品减税时低收入群体受益更多,直观上可以强化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而设备服务、交通通信以及文化娱乐的消费支出占比则呈现出了随着收入水平上升而上升的特征。其中,最高收入户对设备服务、交通通信以及文化娱乐的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困难户的1.60倍、2.77倍与1.48倍。因此,对这些商品减税时高收入群体更容易从中获益,可能会弱化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甚至可能会恶化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
增值税税率下调会通过影响商品的价格来影响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而且由于增值税税负转嫁机制的存在,某一商品的减税不仅仅会影响自身的价格,还会通过影响其他商品的进项税额以及成本等来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因此,测算增值税税率下调会如何影响不同商品的价格水平是测算增值税税率下调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关键。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基础(略)
直观上看,2018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后,降价最多的主要为改革前适用11%税率的行业,其次为改革前适用17%税率的行业。这是因为,虽然这两档税率都下降了1个百分点,但对于原适用11%税率的行业而言,相当于其税率下降了1/11,而对于原适用17%税率的行业而言,则是下降了1/17。因此,直观上,原适用11%税率行业的价格下降幅度会更大。在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之中,原16%的增值税税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原10%的增值税税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因此,直观上看,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后,价格下降幅度更大的主要为改革前适用16%税率的行业,价格下降幅度较小的为改革前适用10%税率的行业。
通过前文构建的投入产出模型,可以测算出2018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测算结果如表2(略)所示:2018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居住类商品的价格影响最大,可以让居民居住类支出的价格平均下降0.672%;其后依次为交通通信(-0.604%)、设备服务(-0.509%)、其他商品(-0.441%)、文化娱乐(-0.419%)、衣着(-0.329%)、医疗(-0.303%)以及食品(-0.280%)。可以看出,居住类支出以及交通通信支出主要适用原11%的税率,因此价格下降幅度较大。而其他商品、文化娱乐以及医疗则因为主要适用原6%的税率,因此价格下降幅度较小。但值得注意的是,衣着与食品的价格受2018年深化增值税改革的影响同样较小。
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设备服务类价格的影响最大,可以让设备服务相关支出的价格平均下降2.307%,其后依次为衣着(-2.292%)、交通通信(-1.818%)、居住(-1.604%)、食品(-1.522%)、文化娱乐(-1.389%)、医疗(-1.333%)以及其他商品(-0.969%)。可以看出,设备服务类支出以及衣着类支出主要适用原16%的税率,因此价格下降幅度较大;交通通信以及居住类支出主要适用原10%的税率,因此价格下降幅度也相对较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后,虽然食品价格的下降幅度不再排在最后一位,但也仅排在第五位。
本文认为,2018年与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后,食品价格下降幅度有限主要在于:虽然2018年与2019年农业与食品制造业两个行业的增值税税率有所下降,但我国对农产品实行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而且还允许一般纳税人购入的农产品按照农产品的适用税率进行进项抵扣。因此,农产品增值税税率的下调不仅不会直接降低农产品的价格,还会减少食品制造业的进项税额,从而对食品制造业的产品成本产生影响,不利于食品类价格的下降。
由于食品类支出是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比最高的类别,且低收入人群的食品类消费支出占比要高于高收入人群,因此食品类支出的价格下降幅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由于我国农产品实行免征增值税且其形成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的税收制度,因此降低农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不利于食品类支出价格的下降,不利于低收入人群从增值税税率下调中获得更多好处。
根据表1(略)与表2(略)可知,2018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后,价格下降幅度最大的前四个支出分类中,只有居住类的支出占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其他三类(交通通信、设备服务、其他商品)的支出占比均呈现出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趋势。并且,居民消费最多且在不同收入群体之中差异最大的食品类支出的价格下降幅度最小。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后,价格下降幅度最大的前四个支出分类中,有两类支出占比呈现出了随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趋势,即价格下降幅度排在第一位的设备服务(-2.307%)与排在第三位的交通通信(-1.818%)。只有价格下降幅度排在第四位的居住支出占比呈现出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而价格下降幅度排在第二位的衣着的消费支出占比则呈现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字形特征。食品类支出价格的下降幅度由2018年的最后一位上升到了2019年的第五位。
商品价格的下降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表3(略)呈现了2018年与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不同收入群体实际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可以看出,2018年与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均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且对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影响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大致呈下降的趋势,最终改善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看,2018年与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均呈累进性,P指数分别为-0.013 268与-0.035 338,MT指数分别为0.000 038与0.000 262,可以使我国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基尼系数分别下降0.011%与0.078%。
通过比较2018年和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可以看出,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要明显大于2018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2019年的MT指数是2018年的近7倍。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所致:首先,从规模上看,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规模要大于2018年,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水平明显大于2018年;其次,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累进性要强于2018年,2019年的P指数是2018年的2.66倍,这主要是由于低收入群体消费较多的商品主要适用的是原16%一档的增值税税率,因此低收入群体更容易从原16%一档增值税税率的下调中获得好处。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能够反映我国增值税改革特征的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2018年和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会如何影响我国不同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研究结果显示:2018年和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均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改善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作用要大于2018年。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的规模较大,且原16%增值税税率的降低更加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适当降低食品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食品类支出是我国居民支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中的食品类支出占比要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因此,降低食品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可以让低收入群体获得更多好处,从而可以起到改善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状况的政策效果。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将现阶段适用13%增值税税率的食品制造业税率下调至9%,从而在维持三档增值税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改善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
其次,适当提高农产品的增值税税率。我国对农产品实行的是免征增值税且购进农产品形成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的税收制度,因此,适当提高农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不仅不会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实际上还有助于降低农产品加工品的成本,降低农产品加工品的价格,尤其是有助于降低食品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水平,从而最终起到改善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效果。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将现阶段适用9%的农产品增值税税率上调至13%。
最后,长期看我国增值税简并税率的改革应适当考虑增值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未来我国增值税简并税率改革,可以考虑设置一档针对普通商品与服务的标准税率与一档针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优惠税率。这种两档税率的设置可以在简化增值税制度的同时,弱化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恶化作用,助力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2年第1期。)
实务中,一些大中型企业会向金融机构借入资金,提供给集团内下属公司使用,并打算享受统借统还免征增值税优惠。在此过程中,资金来源成为决定其能否顺畅享受免税优惠的关键因素之一,值得企业关注。
2021年11月2日,在RCEP签署近1年后,东盟秘书处通知,已有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等东盟六国及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4个非东盟成员国提交核准书,满足公约生效条件,RCEP于2022年1月1日生效。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咨询企业所得税各项费用扣除比例的问题,尤其是几项特殊行业的扣除比例总是容易出错。为此,小编精心整理了企业所得税12项费用税前扣除比例的相关知识点,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下~
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增值税一直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改革势必会对我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2018年5月,我国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7%下调至16%,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1%下调至10%;2019年4月,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进一步由16%下调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进一步由10%下调至9%。增值税税率的下调有助于大幅降低实体经济的税收负担,对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现已有大量文献从推动经济增长、提升企业效益等方面研究了我国增值税税率下调的经济效应。比如,龚辉文(2020)认为,2018年和2019年两次增值税税率下调降低了消费端的总价格,有利于刺激消费,从而为供应端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一定程度的盈利能力。岳树民 等(2020)研究发现,企业没能把税负全部转嫁,仍然负担了部分增值税,增值税对企业利润存在挤出效应,因此,降低增值税税率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益。
虽然关于增值税税率下调经济效应的研究很多,但鲜有研究关注增值税税率下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调节收入分配并不是增值税税制设计的首要考虑因素。但是,要看到的是,增值税税率调整会通过商品和服务(以下简称“商品”)的价格变化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增值税作为我国的第一大税种,其收入再分配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我国整个税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有研究指出,增值税呈累退性是我国税制收入再分配能力较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岳希明 等,2014;刘成龙 等,2014;周克清 等,2014)。在研究方法上,一般使用投入产出法研究增值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聂海峰 等,2009;万莹,2018),但现有文献一般把增值税看作是一种要素税,而未考虑到一个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变动不仅会影响本行业的增值税税负,还会通过影响其他行业的进项税额来影响其他行业的增值税税负。因此,本文基于应纳增值税等于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的这一特征,重新构建一个适合研究我国增值税改革问题的投入产出模型,进而使用该模型研究了2018年与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我国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
一般认为,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增值税是累退的,征收增值税会恶化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增值税减税一般可以弱化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恶化作用。但我国的增值税实行多档税率,增值税减税对不同商品而言存在结构性差异。由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对低收入群体消费较多的商品进行减税会强化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效果,而对高收入群体消费较多的商品进行减税则可能会弱化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效果。
表1(略)呈现了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对不同商品的消费支出占其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情况。可以看出,食品、居住和医疗的消费支出占比呈现出了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明显下降的特征。其中,困难户对食品、居住和医疗的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最高收入户的1.71倍、1.30倍与1.45倍。因此,对这些商品减税时低收入群体受益更多,直观上可以强化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而设备服务、交通通信以及文化娱乐的消费支出占比则呈现出了随着收入水平上升而上升的特征。其中,最高收入户对设备服务、交通通信以及文化娱乐的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困难户的1.60倍、2.77倍与1.48倍。因此,对这些商品减税时高收入群体更容易从中获益,可能会弱化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甚至可能会恶化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
增值税税率下调会通过影响商品的价格来影响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而且由于增值税税负转嫁机制的存在,某一商品的减税不仅仅会影响自身的价格,还会通过影响其他商品的进项税额以及成本等来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因此,测算增值税税率下调会如何影响不同商品的价格水平是测算增值税税率下调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关键。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基础(略)
直观上看,2018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后,降价最多的主要为改革前适用11%税率的行业,其次为改革前适用17%税率的行业。这是因为,虽然这两档税率都下降了1个百分点,但对于原适用11%税率的行业而言,相当于其税率下降了1/11,而对于原适用17%税率的行业而言,则是下降了1/17。因此,直观上,原适用11%税率行业的价格下降幅度会更大。在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之中,原16%的增值税税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原10%的增值税税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因此,直观上看,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后,价格下降幅度更大的主要为改革前适用16%税率的行业,价格下降幅度较小的为改革前适用10%税率的行业。
通过前文构建的投入产出模型,可以测算出2018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测算结果如表2(略)所示:2018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居住类商品的价格影响最大,可以让居民居住类支出的价格平均下降0.672%;其后依次为交通通信(-0.604%)、设备服务(-0.509%)、其他商品(-0.441%)、文化娱乐(-0.419%)、衣着(-0.329%)、医疗(-0.303%)以及食品(-0.280%)。可以看出,居住类支出以及交通通信支出主要适用原11%的税率,因此价格下降幅度较大。而其他商品、文化娱乐以及医疗则因为主要适用原6%的税率,因此价格下降幅度较小。但值得注意的是,衣着与食品的价格受2018年深化增值税改革的影响同样较小。
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设备服务类价格的影响最大,可以让设备服务相关支出的价格平均下降2.307%,其后依次为衣着(-2.292%)、交通通信(-1.818%)、居住(-1.604%)、食品(-1.522%)、文化娱乐(-1.389%)、医疗(-1.333%)以及其他商品(-0.969%)。可以看出,设备服务类支出以及衣着类支出主要适用原16%的税率,因此价格下降幅度较大;交通通信以及居住类支出主要适用原10%的税率,因此价格下降幅度也相对较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后,虽然食品价格的下降幅度不再排在最后一位,但也仅排在第五位。
本文认为,2018年与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后,食品价格下降幅度有限主要在于:虽然2018年与2019年农业与食品制造业两个行业的增值税税率有所下降,但我国对农产品实行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而且还允许一般纳税人购入的农产品按照农产品的适用税率进行进项抵扣。因此,农产品增值税税率的下调不仅不会直接降低农产品的价格,还会减少食品制造业的进项税额,从而对食品制造业的产品成本产生影响,不利于食品类价格的下降。
由于食品类支出是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比最高的类别,且低收入人群的食品类消费支出占比要高于高收入人群,因此食品类支出的价格下降幅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由于我国农产品实行免征增值税且其形成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的税收制度,因此降低农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不利于食品类支出价格的下降,不利于低收入人群从增值税税率下调中获得更多好处。
根据表1(略)与表2(略)可知,2018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后,价格下降幅度最大的前四个支出分类中,只有居住类的支出占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其他三类(交通通信、设备服务、其他商品)的支出占比均呈现出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趋势。并且,居民消费最多且在不同收入群体之中差异最大的食品类支出的价格下降幅度最小。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后,价格下降幅度最大的前四个支出分类中,有两类支出占比呈现出了随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趋势,即价格下降幅度排在第一位的设备服务(-2.307%)与排在第三位的交通通信(-1.818%)。只有价格下降幅度排在第四位的居住支出占比呈现出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而价格下降幅度排在第二位的衣着的消费支出占比则呈现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字形特征。食品类支出价格的下降幅度由2018年的最后一位上升到了2019年的第五位。
商品价格的下降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表3(略)呈现了2018年与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不同收入群体实际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可以看出,2018年与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均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且对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影响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大致呈下降的趋势,最终改善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看,2018年与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均呈累进性,P指数分别为-0.013 268与-0.035 338,MT指数分别为0.000 038与0.000 262,可以使我国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基尼系数分别下降0.011%与0.078%。
通过比较2018年和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可以看出,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要明显大于2018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2019年的MT指数是2018年的近7倍。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所致:首先,从规模上看,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规模要大于2018年,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水平明显大于2018年;其次,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累进性要强于2018年,2019年的P指数是2018年的2.66倍,这主要是由于低收入群体消费较多的商品主要适用的是原16%一档的增值税税率,因此低收入群体更容易从原16%一档增值税税率的下调中获得好处。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能够反映我国增值税改革特征的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2018年和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会如何影响我国不同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研究结果显示:2018年和2019年的增值税税率下调均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改善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作用要大于2018年。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的规模较大,且原16%增值税税率的降低更加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适当降低食品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食品类支出是我国居民支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中的食品类支出占比要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因此,降低食品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可以让低收入群体获得更多好处,从而可以起到改善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状况的政策效果。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将现阶段适用13%增值税税率的食品制造业税率下调至9%,从而在维持三档增值税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改善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
其次,适当提高农产品的增值税税率。我国对农产品实行的是免征增值税且购进农产品形成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的税收制度,因此,适当提高农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不仅不会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实际上还有助于降低农产品加工品的成本,降低农产品加工品的价格,尤其是有助于降低食品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水平,从而最终起到改善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效果。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将现阶段适用9%的农产品增值税税率上调至13%。
最后,长期看我国增值税简并税率的改革应适当考虑增值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未来我国增值税简并税率改革,可以考虑设置一档针对普通商品与服务的标准税率与一档针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优惠税率。这种两档税率的设置可以在简化增值税制度的同时,弱化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恶化作用,助力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2年第1期。)